黄帝陵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所在，是海内外华人祭祖的圣地。黄帝陵的存在已有久远的历史，历代均有修葺。今天进行黄帝陵的整修，乃是黄帝陵历史的一次延续和发展，也是在当代进行的规模空前的大整修活动。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决定古代陵墓建筑的主要因素，一是葬地“风水”，二是陵墓制度。古代陵墓建筑的规划设计往往就是这两者的结合。葬地“风水”是中国古代自然观及风俗文化在陵墓选地上的反映；陵墓制度则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在陵墓建筑上的体现。今天我们进行整修黄帝陵的规划，要体现黄帝陵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也就不能不对它与古代“风水”文化和陵墓制度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1 关于“风水”文化
　　黄帝陵坐落在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上，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当我们从关中平原北上，越过一道道土塬、梁峁、沟壑，进入黄陵县境的沮水河谷，便会望见一座柏林覆盖，葱笼苍郁，一片黛色的山。它就像浩瀚的黄土海洋中的一块绿洲，像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一块碧玉，这就是黄帝陵冢所在的桥山。沮水像一条金带三面环绕着桥山，周围山塬回抱。人们会感到，这里的大自然有一种神秘，一种神奇。当我们跨过沮水，爬上桥山，置身于茂密的古柏林海之中，又会感到它的庄严，它的静穆，感到大自然所蕴藏的强大的生命力，
　　可以这样认为，黄帝陵的神圣和伟大，不仅在于黄帝在我们华夏民族历史和人们心中的地位，而且在于黄帝陵所处的大自然所显示出的特有的气势和氛围。
　　而当我们进行整修黄帝陵规划，更深地去审视这里的山和水，审视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连时，则会发现，原来黄帝陵的山水恰恰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风水”文化。可以说，正是黄帝陵的“风水”，造成了其所以为黄帝陵，而非别的陵的固有特征。
　　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环境的角度，“风水”都是整修黄帝陵规划中不能不认真地加以认识和对待的重要因素和一个无可讳避的传统文化问题。
　　我国古代极重居地和葬地“风水”，把它视为吉凶休咎攸关的大事。这个传统文化早始于商周时代的卜宅。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风水是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地、人合一的观念，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它是一种包含神秘色彩、迷信成分、朴素思想、合理内涵混杂的传统文化积淀。风水在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决定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主要因素，一是陵墓制度，二就是“风水”，这确是建筑历史的事实。
　　但在整修黄帝陵规划中，我们并不是要全面地来讨论“风水”本身的真伪问题、科学与迷信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庞杂，也太深奥，非我们的学识和精力所能及。我们的工作不过是发现它，并把它作为历史存在的事物，在规划中力求尊重它和利用它，使之不致由于我们的无知而受到不应有的破坏(“风水”中称“破风水”)。
　　按照史书的记载，黄帝生活的时代，当是我国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桥山的西南，也就是今黄陵县城的所在地，是一块缓坡伸向沮水的阶地，在这里曾陆续发现几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恰恰是适合于原始农耕氏族的聚居地，它也可能曾是黄帝氏族部落最初生活的一块地方。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以及《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北巡朔方(汉朔方郡，今陕西以北，内蒙境内黄河以南之地)，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是关于桥山黄帝冢最早的权威性的记载。然而，桥山黄帝冢的存在究竟始于何时，今已不可考。
　　追溯墓葬的历史起源，墓地作为死者的归宿之处，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产生“墓地”的观念，大概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一般还居住在天然洞穴里，同样，洞穴也就成为死者的墓地，如北京山顶洞人洞穴墓地。在世界许多国家，如前苏联、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都有类同的发现，考古学称为“居室葬”。新石器时代，人们营建村落聚居生活，已知道将墓地选择在村落附近的高亢之地，例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陈村的氏族公共墓地。秦汉以后，墓地“堪舆术”(“风水术”)兴起，墓地的选择便成为埋葬死者的头等大事。
　　桥山黄帝冢，即使是如《史记·封禅书》所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的“衣冠冢”，它所处的环境特征，必是反映了古时人们的墓地观念，也就是后世所谓的葬地“风水”。
　　我国古代“风水”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我们要讨论黄帝陵的“风水”，也应当是引用我国早期“风水”文化的观念，来加以对照、印证，才能与黄帝陵的历史相贴近。 
　　什么是“风水”?“风水”二字，现知最早出现于晋人所撰，托名郭璞的《葬书》。汉时不称“风水”，而称“相地”，也称“堪舆”，如《史记·日者列传》中就曾记载由“五行家”、“堪舆家”等就择日问题进行的一场辨讼。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又把相地称为“形法”，有《宫宅地形》二十卷，今已不存。
　　后世研究“风水”者均认为，郭璞的《葬书》当是集先秦及两汉以来风水学之所成，还有作者佚名的《黄帝宅经》一书，是论中国古代“风水”之流传最广、留存下来最早的经典性文献。
　　按《葬书》所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乘生气”，就是寻觅和利用“生气”。“生气”或“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概念。《易·系辞》疏说：“阴阳精灵之气，氤氲(气旺盛)积累而为万物。”就是说，这种“气”，是万物赖以生长发育的元气。而这种“气”是不可见的，但“气”随着“形”(山气水势)而行而止，人们可以“循地理而求之”。相宅也好，相墓也好，都是要寻求“聚气”的地方。以《黄帝宅经》和《葬书》的说法，这样才能“感通天地”，“鬼福及人”，得到“安”、“昌”。
　　“气”之说，是“风水”的核心，它也使“风水”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那么，这种“生气”聚结之地，人们又如何“循地理而求之”。
　　《葬书》讲：“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上。”
　　就是说：平地看土垅的脉，山地看峰岭的脊，看其走向，东西或南北。千尺之外远观其势，百尺之内近观其形。“气”依形势而行而止，势行形止，就是聚气的地方。聚气的地方，就应当安葬在这里。
　　又讲：“宛委自复，回环重复，若踞而候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
　　说的是：山势要蜿蜒盘亘，层叠环抱，像(尊者)端坐着而有所等待，像双手向前揽抱而有空余。有山趋前拱卫而不僭逼，有水在此停留而不泄。气贯通于山川之中，在行中积蓄，在止中聚结，阴阳相交而调和。土厚水深，草木茂盛。这样的地方，真是贯如千乘诸侯，富如万金富豪!
　　《葬书》又讲，好的山形是：“玄武(北面)垂头，朱雀(南面)翔午，青龙(东面)蜿蜒，白虎(西面)驯俯(俯伏)。”好的水势是：“潴(聚)而后泄，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
　　我们可看出，这样的山形水势，就是一种山环水抱、均衡格局的封闭型空间环境，“风水”中所谓“藏风聚气”的宝地。这种山川发育的形态，在古代作为居地，是适于农耕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但作为葬地，则并无任何的人的生存意义。不过当我们排除葬地风水所包含的神秘色彩和迷信成分，无疑仍具有一种风景景观价值和生态环境意义。
　　黄帝陵的山水形势，也就是古人按照当时的葬地“风水”观念所选择的一块具有风景景观价值和生态环境意义的宝地。
　　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发端于陕西、甘肃省界的子午岭，自西北向东南伸延，至黄陵县境孟家塬突入沮水河谷。沮水也发源于子午岭，自西向东流，注入洛河。从小环境来说，桥山是沮水与孟家塬之间的一座山。黄帝冢位于山上海拔972米处，其北有海拔994、1021米两座山峰为依托，在后世风水中称“后照”或“后屏”。桥山山脊分水线的走向为南—北，偏东32°沮水至此，屈曲流过”，三面环抱桥山。山南有山，隔河与桥山相对，称“印台山”。桥山如尊者，“若踞而候”，在后世“风水”中称“祖山”；印台山处于朱雀方位，“欲进而却”，在后世“风水”中，近者称“案山”，远者称“朝山”。沮水屈曲环流，若“顺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桥山周围，马山、南山、孟家塬呈回抱之势。桥山，“土高水深，草木郁茂”，林木覆盖面积86.67公顷，有柏树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柏3万余株，蔚为壮观。黄帝冢就深藏于桥山之怀的古柏林中(图1)。从规划角度来说，黄帝陵的风水，正是它的天然优势和特色所在，它的风水格局，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建筑规划的基本依据。我们的任务在于通过建筑规划的手段去保护它、提示它，而不是抛开它、削弱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黄帝陵冢所在的桥山山脊分水线的走向，恰恰连接着陵冢、冢前的“汉武仙台”、冢后的海拔994米峰与印台山峰顶所构成的轴线，我们称之为“风水轴线”。这是历史形成的，大自然所固有的陵轴线。古代陵园的方向皆依山川形势而定。整修黄帝陵总体规划，将神道、神道起点的“功德坛”布置在这条陵轴线上，并没有去另辟一条新的轴线，而改变黄帝陵的墓向和固有的山水格局，就是尊重和保持古人对于黄帝陵风水的选择。
　　我们说，规划中一些看来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其分析结果的答案，往往却是十分的简单。不知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古人有意的安排，桥山东麓的轩辕庙庙院的轴线为南—北，偏西16°。庙背靠桥山支脉凤凰岭，南面隔河也与印台山相对，使印台山成为陵轴线与庙轴线的交汇点。
　　整修黄帝陵规划，将陵区入口广场设在印台山北两条轴线的交汇处，由此向北，可同时展望陵山和庙院，也是出于对这个风水格局的思考。这就构成了“两线一点”的总体规划的基本结构。规划还利用桥山南面的沮水故河道滩地蓄成广阔的湖面。这是整修规划中的一大手笔。《葬书》讲：风水以“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水是风水之第一要素，所谓“气之来，以水以导之；气之止，以水以界之。”在后世风水中更有“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之说，称“聚水”或“风水池”。它不仅是对“黄陵八景”之一“桥山夜月”历史景观的恢复，使黄帝陵之灵山圣水愈显得纯净而静谧，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对黄帝陵“风水”的补充和发展。
　　黄帝陵的古代“风水”，是一个包括桥山、沮水、印台山及周围山塬，范围广大的地域概念。这与今天整修黄帝陵规划中，对于黄帝陵的景观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设想及保护范围的划定也是一致的(图2)。
　　2 关于陵墓制度
　　整修黄帝陵的规划，除陵区的总体规划外，还包括陵园和庙院的整修和扩建规划，它既要考虑到现实活动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历史存在的状况，体现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这就不能不涉及对于古代陵墓制度的探讨。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而历史留下的黄帝冢，是一座圆形的土冢。
　　以古代文献及考古资料来说，在我国北方地区，殷周时代的墓葬仍是没有坟丘的。《易·系辞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坟丘式墓在北方地区出现于春秋晚期。目前所知的实物，是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句敔夫人”墓。《礼记·檀弓上》记载，当孔子把他的父母合葬于防的时候，说过：“吾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公元前55l～前479年)是春秋晚期的人。他所说的“古也，墓而不坟”，当指春秋以前的殷周时代。孔子因为自己是东西南北各处奔走的人，为了便于识别父母的墓，于是起坟丘，高四尺。当然，这并不能说，坟丘墓是从孔子时才有的。《礼记·檀弓上》又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子夏曾回忆说：“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鬃封之谓也。”孔子生前见过的坟丘形式，已有像房屋的“台基”，像“坊”(堤)，像房屋的顶，像“斧”的。像“斧”的坟丘，也称“马鬃封”。
　　春秋以前的史籍都称墓葬为“墓”，而不称“冢”、“丘”。战国开始才称“冢”，称“丘”，正因为它有高起的“封”(坟堆)像“冢”、“丘”(山、垅)。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称黄帝墓为“黄帝冢”，说明当时的黄帝墓已是一种坟丘式墓。战国时，君王墓称“丘”的，如楚昭王墓称“昭丘”，赵武灵王墓称“灵丘”，吴王阖闾墓又称“虎丘”。
　　战国中期以后，君王墓开始称“陵”，如《史记·赵世家》记载，越肃侯“起寿陵”；《史记·秦纪》载，秦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史记·楚世家》载，秦将白起“烧先王墓夷陵”。秦始皇陵又称“丽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丽山。”《水经注·渭水条》说：“秦名天子冢曰山”。在秦始皇陵西侧建筑遗址中曾出土陶壶盖两件，一件陶文作“丽山饲官·左”，一件作“丽山饲官·右”，也可为佐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陵“树草木以象山”，《吕氏春秋·安死篇》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当时把秦始皇陵称作“丽山”，可能比喻其坟丘之高大若山。
　　因此，我们说，黄帝冢既为坟丘式墓，不知在何时它曾经后人培土整理过的可能性很大。黄帝冢的象征意义要比坟墓实物本身重大得多。黄帝冢为国家重点文物，古墓葬第一号，我们进行的整修规划，无疑只能加以保护，而不应改变它的圆形土冢的形制和草木丛生的苍古面貌。
　　中国古时的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大约在原始氏族社会晚期就可能产生了，它是人们对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死去先辈的信仰。随之，祖先的墓葬也就成为族众长期崇拜的对象，而产生祭祖的习俗。从古代文献来看，在春秋时代，随着坟丘式墓的出现，也就有了墓祭，如《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说的“望墓而为坛而时祭”。而以考古学的资料来看，墓祭的出现可能要比坟丘式墓的出现早得多。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群内，有一个用三圈淡红色的石桩围成，三层迭起的“圆坛”，表层积土中出土三具人骨架。发掘者认为，它可能是原始氏族“墓祭”的遗存。在甘肃永靖大河庄齐家文化墓地也发现过四处石圆圈，均用天然砾石排成，直径约4米左右。石圆圈周围分布着许多墓葬以及牛羊骨架和人骨，认为这也是在墓地举行祭祀活动的遗迹。如果是这样，那就推翻了汉代文献中蔡邕、王充等人关于“古不墓祭”的说法。但历史界有人认为，这种“坛”是在墓旁祭祀天神或地神，而不是祭祀墓主。
　　“墓祭”的建筑形式就是“坛”(台)，如孔子所说：“望墓而设坛而时祭”。因此，黄帝陵的整修规划，在陵园内墓前设“坛”(台)，是适应现实的“民祭”(民间祭祀)，“时祭”(随时祭祀)仪式的需要，也是符合古时墓祭制度的。
　　黄帝陵陵园内墓前现有亭，称“祭亭”，既作为主持墓祭仪式的“台”，同时也是保护墓碑的，实际上是后世所建的“碑亭”，它并不是历史考古界所谓的“墓上建筑”。
　　现在所知，最早在墓上建造建筑的是在商代。殷墟妇好墓和安阳大司空村的几座大墓，都在墓圹口的上部发现有夯土台基及柱洞、砾石柱础等建筑遗迹。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墓上也有同样的建筑遗迹。战国时代，墓上建筑有了较大的发展。辉县固围村发现的三座魏国王室墓，上部都有建筑遗迹。邯郸、永年境内赵国王陵封土上也可见有建筑遗迹。特别是在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上发现的建筑遗迹和墓内出土的“兆域图”，对我们认识战国时代墓上建筑的形制有着重要的价值。按“兆域图”所示，在长方形的坟台上整齐地排列着五座“堂”，王堂居中，两侧依次为王后堂、夫人堂。但这些墓上建筑的性质和用途还不清楚。坟台之外绕以两重墙垣，称“内宫垣”、“中宫垣”，似乎应该还有“外宫垣”，即为三重墙垣。考古中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则以“隍”(壕沟)作为保护陵园的设施，有“内隍”、“中隍”，还有“外隍”，为三重隍。看来，陵园内有墓上建筑，在我国起源很早。但由于墓祭习俗的兴起和发展，而促使墓园内建筑设置的增加和扩大，那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
　　汉代陵墓四周设“周垣”或“行马”(围栏)，四面辟门，门外有“阙”。西汉中期以后，在大墓前建造祠堂之风渐盛。至今在山东、河南等地仍有东汉祠堂存在，如山东历城孝堂山郭巨祠、嘉祥县武氏祠。现知最早的黄帝像，就是出自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嘉祥县武梁祠内的石刻画像。这种祠堂，为石造，在祠堂前也多建有阙，起标志和显示墓葬等级的作用。
　　《续后汉书·礼仪志》载当时的“上陵礼”：“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在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的祠堂图上也可见到门前有大鼓(悬挂于鼓架上)，说明当时是以钟鼓声作为墓祭礼仪开始的信号。
　　所以，我们说，整修黄帝陵墓园规划中设置钟鼓亭，至少可以从汉代陵墓制度中找到它的历史依据。
　　关于墓阙的起源，《周礼·天官》所称“象魏”(官府前悬挂布告法令之建筑物)和《礼记·礼器篇》所称的“台门”(起土为台，台上架屋之建筑物)似为后来的“阙”的初型。秦汉时，阙已具有“标表宫门”的作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汉书·高祖本纪》载：肖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西汉陵墓多有阙。现存的汉代石阙在今四川、河南、山东等地仍有20多处，遗物均为墓阙，而以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年代最早，为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按照这些墓阙上的题刻，有称作“阙”，有称作“大门”，多数称作“神道”，可见阙在陵墓中乃是神道和大门的标志物。整修黄帝陵规划在墓园前立阙，至少是符合汉代的陵墓制度。
　　我们说，墓园中最为重要之物，还应当是墓碑。它标志墓冢之所在，所以，古时也称“墓表”。碑，秦称“碣石”，汉称“碑”。《礼记·檀弓》中有称“丰碑”者“公室视丰碑”。郑玄注说：“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纤绕。”历史界多认为，后来的碑碣，即起源于最早的“丰碑”。
　　黄帝冢前，现有石碑一座，题名“桥山龙驭”，为明代所立。“黄帝陵”大碑，则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制，由郭沫若手书，但有不合传统碑制之处，整修规划拟予以更换，重新设计制作。
　　今存可供参考之古碑，最早者为东汉碑。东汉石碑，碑额有圭形(尖首)、半圆形、方形三种，圭形和半圆形的大都在碑身上部有一圆孔(碑穿)。有人认为，这个圆孔可能是反映了石碑起源于原来“丰碑”所留下的痕迹(图3)。以西安碑林所存石碑为例，有：
　　唐公房碑，东汉(公元25～220年)，原在陕西城固县，为半圆首，碑身上部有“碑穿”(圆孔)，似保存了碑石的早期形制。
　　苍颉庙碑，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苍颉为传说中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碑原在陕西白水县史官村，形制为圭首(三角尖形)，碑身上部有“碑穿”。
　　东汉石碑形制还有：武都太守残碑，东汉(公元25～220年)。原在华岳庙内，碑首已残，形制不明。
　　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曹全为陕西合阳县令。碑首不存，形制不明。
　　年代在东汉之后的古碑有：司马芳碑，西晋(公元265～317年)。形制为半圆形碑首。
　　邓太尉祠碑，前秦苻坚建元三年(公元367年)。原在陕西蒲城，形制为圭首，碑身上部也有碑穿。
　　广武将军弓产碑，前秦苻坚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原在陕西白水县。碑首为梯形。
　　东汉及前秦时期的碑座均不存，其形制不明，推测可能为方座。
　　年代较晚的隋唐碑中，仅有美原神泉诗碑，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原在陕西美原县(今富平)，形制为圭形尖首，方座。其他，均作“螭首龟跌”。按唐朝葬令，五品以上为“螭首龟跌”，五品以下为“方跌圆首”。
　　我们认为，半圆形碑首，方座，是黄帝陵碑设计可以采取的基本造型。
　　3 关于轩辕庙规划设计
　　轩辕庙位于桥山东麓，黄帝冢的东南方，是历来举行重大祭祖典礼的场所。史载，庙始建于汉代，原址在桥山西麓，因避洪水之患，于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迁于现址。
　　历史留下的庙院，依中轴线布置，自南而北，现有照壁、庙门、“诚心亭”、碑亭、大殿。所有建筑均为近代所修，更早的历史状况已不可考。庙院西邻为保神宫旧址。
　　庙院内有古柏16株，其中有称“黄帝手植柏”的，被誉为“世界古柏之父”。参天古柏的巨大躯干和强大的生命给人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感。
　　但现存庙院已不能适应较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的要求。庙院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无疑是要保护院内古柏，为古柏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和观赏条件。
　　以中国古代的礼制，重大的祭祖仪式是在宗庙进行。先秦时的宗庙均建在都邑中。《尚书·顾命篇》对西周宗庙有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先王庙或在西雍(陕西凤翔雍城)，或在咸阳”；又载：“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汉高祖的庙，原来也在长安城内，后来把它迁到陵园附近，从此，产生了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东汉以后，迄至明清，帝王宗庙仍建在都城内，称“太庙”。重大的祭祖仪式仍是庙祭，而不是墓祭。
　　我们说，轩辕庙的性质，如同古代陵墓制度中的“庙”，大殿就是安放黄帝神位的地方。它建于桥山东麓，黄帝冢的东南方，犹如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一座门、一座殿(献殿)就是“庙”的基本组成，或一门二殿(献殿、寝殿)。后世的太庙和祠庙也是如此。它并不像宫殿、寺庙那样的重门复殿。
　　今轩辕庙内，古代历史的遗存，除了碑石而外，已无任何遗物和遗迹可考。它的建筑仅是近百年历史留下的现状，因而在整修规划中是拆是留，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我们认为，虽然近百年的历史很短，但它也是轩辕庙历史中的一个段落，这一段历史是不应在整修规划中被一笔抹掉的。况且这个庙址，甚至可能包括它的建筑布局形式，自北宋至今也有一千年的历史。体现轩辕庙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同样应是庙院整修规划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和改建，使历史的东西成为整修后的庙院的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做法，增加群体建筑的深度是最为常用的扩建方式。因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气势和礼仪程序，主要是通过纵向的序列和空间的层次来达到的。
　　所以，我们认为，整修规划将现有庙院加以保留，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古柏和保存碑石，并且提供一个前导性的空间；再在旧庙之北，开辟一个新的较大规模的祭典空间的方案是可取的。“庙祭”的建筑形式，无疑地应区别于墓祭，它不是“坛”，而是殿堂与庭院结合的传统空间形式。这个庭院，应能容纳较多的群众和较大的场面，构成一个纪念性的空间。它的建筑形象也不应脱离传统，并且具有古远和永恒的意义、庄严而神圣的氛围。它的外围空间环境应融入桥山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祭典大殿是整个庙院的最重要的中心建筑。祭典大殿的设计，在历史上可以作为创作构思参考和借鉴的，有关于“黄帝明堂”的记载。
　　古代文献中关于“明堂”形制的记载，早者如《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晚者如《唐书·礼仪志》，但在历史上对于“明堂”制度的争议，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到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修建洛阳明堂为止，已七八百年。在此不妨略举如下：
　　《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欲治明堂，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
　　《唐书·礼仪志》载：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礼记·月令》)造明堂木样(模型)，“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
　　“炀帝时，恺复献明堂木样”，“又不就”。唐太宗时，又“命儒议其制”。
　　按颜师古所说，“明堂之制，始于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明堂，“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魏征认为，“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
　　至唐高宗时，仍然“诸儒纷争，互有不同”。有人说“明堂之制，当为五室”；也有人“以为九室”。
　　按“九室样”：“堂基三重(台基三层)，每基阶各十二(四面安十二阶)”，“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
　　“太室在中央，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当太室四面：青阳(东)、明堂(南)、总章(西)、玄堂(北)”。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屋顶)上圆下方”，“壁，圆以像天，故为宇上圆”。
　　又说：“其屋盖形制，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四坡顶)，并依礼加重檐”。
　　“堂每面九间。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堂周回十二门。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堂周回二十四窗。天有二十四气(节气)， 故置二十四窗”。
　　“明堂院，当中置堂，每面三门，每门舍五间，四隅置重楼，其四墉(墙垣)各依方本色”。“按《礼记·月令》，水(北、黑)、火(南、红)、金(西、白)、木(东、青)、土(中、黄)五方各异其色，故各墙各依方本色”。
　　王部尚书阎立德主张：“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
　　至武则天时才于洛阳建明堂。“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三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像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贯通”(中心柱结构)。
　　“明堂”，作为古代最隆重的礼制建筑，其形制尽管历代众说纷纭，但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是：
　　(1)建筑位于庭院的中央；
　　(2)四面围以垣墙，正中辟门；
　　(3)三层台基，每面三条台阶；
　　(4)建筑平面为方形，有东、西、南、北、中五室，或加四角为九室；
　　(5)建筑为两重或三重檐，上圆下方，或为重檐四阿顶；
　　(6)四面无壁，可以理解为围廊式；
　　(7)建筑色调，按东、西、南、北、中，五方各依本色(青、白、红、黑、黄)。
　　我们了解古代的制度，重要的不在于其形制本身，而在于了解这种形制所包含的传统文化观念，在于它所表达的象征意义，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创作的启示，以体现建筑文脉的延续(图4～图5)。 
　　整修黄帝陵的规划设计是一项特殊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始祖的陵园，而具有深远重大的纪念意义，而且因为它的建筑创作应该使中华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学结合起来，而产生出源于传统、高于传统的作品。因而它的规划设计也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创作任务。本文对一些与黄帝陵规划设计相关的传统建筑文化问题，作了一点初步的探讨，希望对于黄帝陵的规划设计工作，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赵立瀛) 

祖陵圣地——黄帝陵 历史·现在·未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黄帝陵基金会编.—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3